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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久以来，我都想写小说，但又怀疑自己讲不出故事，直到我拍了一些带有叙事性的录像，编了几个属于情景对话的短剧，才发现故事原来就隐藏在画面或概念中，写小说就是将故事从词语的深海中打捞上来。

粗略估算了一下，三十年来，我在广州以及周边乡镇租赁的物业超过了五十处，这也意味着我跟同样多的业主签订过合同，有过同样多次数的搬迁。如果每搬到一个新地方带来的兴奋都是短暂的，无尽的折腾倒是带给我能够接触到不同社会人群的好处， 这比我在学校当老师只面对同事和学生要丰富得多，当然啦，我并不是为了体验这一点才去租房子，实在是因为我对“文化实践”的理解是从办书店开始的，随之而来的就是更多的空间实践，它们构成了我的无法倒推的人生。没有人比我过得更好，没有人比我过得更差。

这部小说并不是对这三十年折腾的记录，也没有写到过任何一次搬迁。在构成故事这一点上，里面出现的人物和情节也不是我长期接触的人和亲身经历的事，如果说它们算不上虚构，那么它们就属于现实主义创作中所谓的“典型”，是将广泛的社会生活放进一个处理器进行蒸发之后得到的结果。我相信任何有经验的作者都会同意这一点，我之所以强调它，只是想交代一下这部小说的来历：它没有在写作大纲的规划下一步步深入生活展开调研，也没有受到某个具体事件的刺激，它的形成———从人物到情节———都是源于一个录像，而录像又源于书店，源于书店所处的具体社会。如果说书店一直都处于社会的包围当中，起初是校园，后来是商业大楼，那么只有到了昌兴街，它才真正被安插到广州的城市生活中，以一种失败者的姿态暴露在各类人群的眼前。

尽管昌兴街是一条短而直的小巷，但它也像一幅卷轴风俗画，立于其中的书店可以成为市井生活的观察哨和舞台，就像老舍的《茶馆》一样。更为贴切的想象可能是电影《七十二家房客》和电视连续剧《外来媳妇本地郎》。如果说我并没有抄袭它们，但的确得承认某种意义上我在向它们致敬，也就是不由自主地建立起了小说和它们之间的互文性。当然啦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，我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和积累都有那么点自以为是，或者说还停留在作为画家的可怜的形式表面，但愿这一不足还能从“间离效果”上找到理论支持。

如果说小说从来没有真正的虚构，那么我笔下可能有的真实性都是来自我自己，我是人物的替身和影子，我既是野山，也是谭明珠、丁先生、肥佬和阿六、阿七，我是所有的人和物，甚至那些真实的街道名字，也是因为我对它们比导航还熟悉。在这里，我再一次向你兜售福楼拜著名的“包法利夫人是我”，它对我来说，如今已成为医治想象力匮乏的万金油，坚如磐石的文学立场，十分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小说中的人物性格拉不开距离，为什么不同的人物总是用相同的语气说话。看着这些替身和影子，想想故事所隐含的主题，我也时常会感动一番，那也许是因为我作为可能的他们，某些方面恰恰是被这长时间的折腾给遮蔽或覆盖了，而写作就是一次清理和暴露。

每个人都有过伤心的一天，无论是爱情失落还是时光不再，我们不愿意接受的未知或改变都可以带动伤心的情绪。我要做的工作就是尽量让它们看上去结实可靠，同时又真正地保护那些不可能说清楚的模糊。

C. T.

PS: 不要忘了我是画画的，擅长用相同的手法表现不同的事物，一下笔就带有自己的气息，穿上不同的衣服就成了别人。你看到那些人总是能想起我，这一点也不奇怪，我甚至觉得“千人一面”的评价对画家是一种赞扬。